但是，在《征求意见稿》中却找不到任何执法人员的字样，只在第7条和第20条出现过三次社区矫正机构工作人员的提法。
组建监察委员会主要整合的力量，应该包括政府的监察（预防）和检察的职务犯罪侦查（预防）部门力量，以及行政审计中对领导干部及国家工作人的履职和离任审计力量。监察委员会组建后，首先改变了监察的规格，即由行政监察上升为国家监察，国家监察所特有的违法调查权和犯罪侦查权是党内执纪问责所不能涵盖的。
这一表述从监察主体、监察对象、监察范围、监察职责等方面界定了国家监察机构是专司反腐败职责、行使国家监督权的性质定位。根据现行《行政监察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及相关刑事法律规定，职能整合后的国家监察机构，应该享有预防腐败的调查权、审计权、警示权、建议权，对腐败违法违规的调查权、处分权，对腐败犯罪的侦查权、预审权。在与检察院、法院的关系上，体现了侦、诉、审分离的法治原则，形成各负其责、相互制约、相互配合的反腐败司法运行格局。吸取传统文化精华，借鉴国（域）外经验，结合我国人民主权国家的制度要求，将设置在政府和检察机关内的反腐机构独立出来，整合升格为独立的国家层面的反腐机构，在党中央的绝对领导下，由人大选举并接受人大监督，反映了权力属于人民和人民监督权力的社会主义本质。随着试点经验的总结和《宪法》及相关法律的修订，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会全面铺开。
特别是群众反映强烈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双规、双指措施，将被刑事侦查必备的法定的拘留、逮捕、监视居住等强制措施所替代，实现查办案件的程序化、规范化、法治化。最近，中央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北京市、山西省、浙江省开展国家监察体制改革试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部署在三省市设立各级监察委员会，这标志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即将启动。主张扩大工人自治和改变选举制度[3]197。
这些经历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狱中的煎熬生活，或多或少有些反思的幸存者即使没有成为一种积极的意识形态力量，也成为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试金石[19]384。另一方面则通过思想的国有化方式进行封闭式宣传和高强度灌输。例如，曾任苏联高级外交官的阿尔卡季•舍甫琴柯就认为自己在思想上是个持不同政见者，而在行动上却要佯装是个唯唯诺诺的官员[24]24。他们接下来必须面对和解决的棘手问题就是，如何处理这些数量惊人的骇人听闻案件[17]？要知道，成千上万的党员关在监狱达10-15年以上，那里的条件比关押刑事犯的地方还要恶劣。
文化规制者看不见的效果或者不想看的效果则是人们敢怒而不敢言和敢怒而无处言，人们只能忍气吞声、人云亦云、装痴扮傻、面从腹诽，过着精神压抑和人格扭曲的文化精神分裂的痛苦生活。在他们眼里，除了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外，别无其他选择。
[12]138事实上，赫鲁晓夫确实在尽力平衡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实际上正是赫鲁晓夫在1956年苏共二十大上反斯大林的发言中最基本的改革意图。两条标语，拉开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帷幕[14]246。[7]25总的来看，从20世纪2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在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除了个别年份没有开展大规模斗争，保持相对稳定外，大部分时间都保持着相当紧张的局面，进行着激烈的斗争[8]219。
否则的话，我们很难解释，在1991年的苏联8•19事件发生后，当叶利钦签署中止苏联共产党在俄罗斯境内活动的命令时，第一个站出来公开表示坚决反对的人，既不是苏共领导人，也不是苏共老党员，而是多年来遭受克格勃迫害的著名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23]。尽管他在信中事先就请求原谅：如果写得不正确，那么，请指点他走出迷津，因为他不愿因此冒犯或得罪任何人，只是想吐露些许痛苦的心声罢了。从这个角度来看，苏联的解体看似剧变，实际上是渐变。1990年11月，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在全苏范围内做的关于共产党员退党原因的调查发现，因对共产主义理想失望和不信任作为政治力量的苏共而退党者所占比例为36%，因不愿意为过去的错误承担责任而退党者占30%，因不赞成当前的政治路线而退党者占24%，因担心苏共党员身份会使自己倒霉而退党者占23%，因失去了党的特权而退党者占17%，因不愿履行党的义务而退党者占11%，因对党组织内的关系不满而退党者占9%[27]152。
因此，对于苏共领导人而言，他们的目标是引导解冻的发展，以便它只去激发那些有助于巩固社会主义的创造性力量。[10]457曾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也表示：如果在几十年的时间里强迫你指鹿为马、颠倒黑白，要你思想上没有别的想法，对各色各样的教条主义戒律不产生怀疑，实际上是很困难的。
在这种长期高压的大环境下，一旦文化规制出现松动迹象，那么，反弹就在所难免。一方面，从1934年起，斯大林手下党政大员就成为了最经常和最容易遭受恐怖之害的对象。
四、文化规制对社会风习的影响 从苏联地下出版物的内容来看，很多地下出版物其实都是关于改革的合理化建议，实在谈不上有多严重的反苏色彩。有了这个概念，就可以免去意识形态的麻烦争论，直接镇压持不同意见的人，还可以反对可能有敌对意图的人。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不仅这些获释者提出了恢复名誉等平反要求，受他们株连而受迫害的亲属也有同样的诉求。但即使是这种仅仅停留在纸面的建议，依然遭到了苏联当局的无情打压：政治施压、强制隔离、舆论污蔑、劳动改造、审判关押、精神治疗、驱逐出境、剥夺国籍，等等。不可否认，这种极其严苛的文化规制的看得见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虽然很多人在内心深处都对文学、音乐、电影、语言学和遗传学等诸多领域中为数众多的无辜者遭受残酷批判和无情挞伐的事情深感痛心，但几乎没有人胆敢公开表示反对，因为这几乎就等于是自杀。
反而迫使人们不得不学会善于用词，巧妙地写作，通过旁敲侧击，含沙射影和略而不语等方法在字里行间表达重要的思想。在早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中，持不同政见者并没有否定马列主义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
因此，到了1950年代中期，大清洗的受害者已经成为了不好对付的反斯大林主义的重要源泉[16]106-107。在公共生活里，他们消极、伪善、小心、谨慎、寡言，思想和感情都受到了抑制。
从文化规制者的角度来看，文化规制改革的实施之所以往往慎之又慎，甚至时常让人感到雷声大雨点小，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于文化规制改革的成本、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等性。他们要求的不过是要当局尊重宪法、尊重20大和20大以后党所采取的各项措施。
当然，红萝卜党员的大量出现，主要还不是个人方面的原因，而主要是这种压服型文化规制的结果。时任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注释: (1) 红萝卜党员是指外表是红的，心子是白的共产党员。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体制，苏共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谓的政治方法，即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2]的强制性手段来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问题
但他还是被苏联国家安全部特别会议判处劳改营监禁8年[4]124。正如亚历山大•雅科夫列夫所说，持不同政见者最初的想法实际上非常简单，无非是想比较深入地研究一下占统治地位的理论和原理，分析一下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和矛盾，提一些有望付诸实践的对策和建议[4]153。
两条标语，拉开了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帷幕[14]246。不仅如此，很多获释的幸存者都是老资格的共产党员，甚至还是曾经效忠于苏联政权的知名人士。
正如赫鲁晓夫所说：斯大林的作风不是通过说服、解释而耐心地与人协作，而是把他的观点强加于人，要求绝对服从他的意见。作为一种高度政治化的文化体制，苏共处理文化问题的基本思路是将其视为政治问题在文化领域的反映，因此，在处理方法上也就采取了所谓的政治方法，即敌人不投降，就叫他灭亡[2]的强制性手段来简单化地处理文化问题。
他们提出的所谓不同政见，无非是要求公正地处理斯大林时代的遗留问题，反对恢复斯大林式的专制统治。如果说5年前的地下出版物主要是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1960年代末的地下出版物则包含了越来越多的政治纲领性文件。他们的环境适应能力很强，会恰如其分地扮演政府希望他们扮演的角色。同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以青年学生为主的200多名示威者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集会，打出遵守苏联宪法。
这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是无法想象的。从长期来看，历时已久的文化高压必然导致压抑和不满的积蓄。
在这股巨大力量的有力推动下，苏联的解冻也就成为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更为严重的是，大清洗的范围显然不仅限于苏共党内，而是涵盖了苏联社会的各个阶层。
具体而言，在1970年代初以前，大多数持不同政见者的主张都是希望苏联当局能够推行自上而下的改革。[5]529不仅如此，斯大林还创造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概念。
